陳其尤（中）（資料照片）
他作為普通一兵參加了“黃花崗起義”，從此矢志革命；他曾因檢舉蔣孔家族發國難財而入獄，這種正義品質貫穿了他的一生；抗戰勝利后，他為恢復與重建中國致公黨，做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參與政協組織大綱的起草等工作，為新中國的籌建做出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他積極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風雨同舟。近代史專家這樣評價他：為了國家、民族的興亡，他疾惡如仇，敢于斗爭，一旦確定目標，便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屢遭列強欺凌，生活在廣東沿海地區的海陸豐民眾的感受尤其深刻。1892年，陳其尤就在那樣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誕生于海豐東笏一戶姓陳的大戶人家。 （省檔案館編研部 摘編）
參加黃花崗起義和惠州戰役
1903年，家人把陳其尤送進了當地有史以來第一所新式高等小學。這是一所完全不同于傳統“私塾”的新式學堂，不僅學詩書禮儀，更要學現代科學知識，受到進步觀念熏陶的老師還向他們灌輸民主自由的理念。
1908年，17歲的陳其尤來到廣州“博濟醫學堂”學習。在這里，他首次接觸到革命黨人。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深得人心，陳其尤開始把推翻封建滿清王朝作為自己的使命。1911年，年僅20歲的陳其尤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同年4月27日，陳其尤參加了由黃興、趙聲等革命黨人策劃的廣州“黃花崗起義”。由于事先走漏消息，起義組織者不得不臨時改變計劃，未能集中力量，最終寡不敵眾，被清政府殘酷鎮壓。參加這次起義的同盟會會員中，戰死和被捕犧牲的烈士就有86人。
這次起義雖然遭到失敗，但在歷史上影響巨大，給年輕的陳其尤帶來的內心震撼也非常巨大。雖然陳其尤在黃花崗起義中只充當了普通一兵，但對他本人來說，卻是一個走上革命道路的全新起點，在正義的革命行動中，他深刻地感受到舍生取義、慷慨赴死的高尚品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取得成功，掀起了全國各地新的革命浪潮。10月下旬，陳其尤參加了在惠陽淡水的反清起義，11月10日，起義軍發起惠州戰役，一舉攻占了惠州城，起義軍的浩大聲威迫使廣州都督府宣布脫離清政府。
辛亥革命勝利后，陳其尤因參加過兩次起義且年輕有為，1912年，時任廣東都督府都督的陳炯明派他去日本留學。1916年，陳其尤從日本東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同年回國，在北方政府財政部任職。
1917-1918年，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為維護臨時約法、恢復國會，聯合西南軍閥共同進行了反對北洋軍閥獨裁統治的斗爭。陳其尤毅然辭去北方政府財政部的職務，南下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在廣東陳炯明部擔任粵軍總司令部機要秘書。其間，粵軍向福建發展，陳其尤還作為粵軍駐廈門鼓浪嶼代表，負責護法運動失敗后回到上海的孫中山與粵軍之間的聯絡工作，并先后出任福建東山、云霄縣縣長，潮海、汕頭海關監督兼海關外交特派員等職。
1931年，陳其尤加入中國致公黨，在致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陳其尤被選舉為中國致公黨中央干事會負責人之一。
揭發軍火黑幕反入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國家災難深重、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致公黨中央譴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黨治，以團結各黨各派共組抗戰政府，領導全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同時訓令：“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
1937年，日本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在此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海內外僑胞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赤子之心，積極支援祖國的抗戰救亡。中國致公黨是組織海外捐款的主要力量。據統計，從1937年到1941年底，華僑匯款額相當于同期國民政府總收入的1/4，將近國民政府軍費開支的1/2。甚至后來的日本政府及學者都把抗戰時期的僑匯統統直接稱為“抗日戰費”。在這樣的背景下，1938年發生了一件改變陳其尤一生命運的重要事件。
陳其尤與蔣介石早年在北伐戰爭前的粵軍相識，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1937年，陳其尤被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委任為駐香港的特派員。此時的香港正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外采購軍火的一個重要場所和通道。負責國民政府采購軍火的人，恰巧是蔣介石手諭親命的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大少爺孔令侃。在這國難當頭之秋，孔令侃不顧手上握著的是廣大同胞（包括海外僑胞）的血汗錢，在香港打著蔣介石的招牌，瘋狂地從一筆筆軍火生意中掘取大量回扣，大發“國難財”。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每年購買軍火的款額平均高達2億美元，而當時軍火交易的傭金有的竟達到20%-30%。看到此種情景，當時身為致公黨中央干事會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陳其尤義憤填膺，忍無可忍。1938年初，出于對國人負責和對海外廣大愛國僑胞的交代，陳其尤向國民政府揭發孔令侃種種觸目驚心的腐敗行徑，要求國民政府予以嚴懲。但是，陳其尤沒有想到，他的這一揭發非但未能把孔令侃繩之以法，反而因觸及到家族內幕而獲罪于蔣介石，給自己帶來無妄之災。1938年末，陳其尤接到蔣介石要他到武漢向蔣匯報工作的電報，可是剛到武漢機場，迎接他的是戴笠的軍統特務，就這樣他被軍統秘密逮捕，囚于貴州的息烽監獄。一夜之間，陳其尤從蔣介石的座上賓淪為階下囚，巨大的變故讓陳其尤措手不及，這一事件不僅使早年便以身許國、一次次參加民主革命的陳其尤痛苦不堪，思想經歷了極其痛苦的變化，也使陳其尤更加徹底地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本質。
再造一個新的致公黨
1941年香港淪陷后，致公黨總部宣布停止活動。就在這一年，陳其尤由息烽監獄轉到重慶改為軟禁。面對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此時的陳其尤報國無門，彷徨無所倚。“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42年初，陳其尤在重慶街頭邂逅黃鼎臣，黃是陳的少年好友，當時任《新華日報》社醫藥衛生顧問，這一邂逅，使陳其尤由此接觸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從1942年至1945年，陳其尤在重慶見到了《新華日報》社秘書長徐邁進等人。由此，政治上苦于找不到方向的陳其尤，開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了認識。在此后的三年中，陳其尤還秘密與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和中共南方局負責人進行了更深入的聯系和交流。
1944年抗戰勝利曙光初現之際，中共南方局通過黃鼎臣向陳其尤建議：“中國致公黨是華僑愛國力量的一個基礎組織，恢復致公黨的活動，對海外華僑的愛國行動具有一定的影響”。“致公黨應盡快恢復起來并多做工作，以便為戰后實現和平民主及復興祖國的建設事業發揮更大的作用”。歷經滄桑的陳其尤對抗戰勝利后的中國致公黨應走一條什么樣的路、以及如何改組和發展等重大使命，開始了認真的思考和積極的準備籌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此時此刻，醫治戰爭創傷，把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獨立富強的新中國，成為普通中國人的共同愿望。可是，蔣介石集團加緊勾結美國，積極準備內戰，繼續強化獨裁統治，鎮壓國內的民主運動。這種倒行逆施的做法令很多愛國民主人士不屑與之為伍。
1946年初，陳其尤找到機會，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控制，由重慶到達香港，與堅持在港工作的原中國致公黨中央干事會成員匯合，并以致公黨中央干事會成員陳演生的住所為活動地點，積極開展工作。為恢復與重建致公黨，陳其尤在香港做了大量工作。恢復致公黨總部，與中共、各民主黨派進行聯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以總部名義同海外各地組織聯系，并征求各地組織對于重建致公黨的意見及要求。成立黨務整理委員會，重新登記黨員，并組織起草黨綱、黨章及其他文件，以確定黨的新宗旨及行動方針政策。這期間，國民黨也想辦法拉攏控制致公黨，陳其尤等人努力排除干擾，使致公黨堅決站到爭取民主的正義立場。
自1946年7月后，致公黨中央干事會即以中國致公黨總部名義召開會議發表文件，向社會各界表明中國致公黨的立場和政治主張。肯定中國致公黨對辛亥革命、抗日戰爭作出的貢獻；闡述中國致公黨“一向以實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為職志”，“反對一黨專政”。
1947年5月1日，中國致公黨在香港舉行了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討論修改了致公黨的《政綱》和《黨章》，發表了《宣言》、《告海外同胞書》和《致杜魯門總統文》。當時的局勢十分緊張，國民黨的特務到處活動，所以會議在香港跑馬地嚴錫煊的家里秘密召開。中國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政綱》規定：“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自由而奮斗”。從一個秘密堂會開始，中國致公黨真正成為一個新型的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跟上了時代的步伐。
1947年12月，陳其尤創辦《公論》。在《公論》中，陳其尤寫下多篇文章，在海內外廣為宣傳中國致公黨的政治主張，揭露蔣介石國民黨反人民、打內戰、搞獨裁的罪行，聲援“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學生運動。陳其尤成為一個勇敢而智慧的民主斗士。
1948年5月，陳其尤代表中國致公黨，與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100多人在香港聯名通電，響應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1948年11月，陳其尤與郭沫若、沙千里、宦鄉、曹孟君、許廣平、馮裕芳等20多人，在中共地下黨的護送下，秘密離開香港到達東北解放區。陳其尤代表致公黨全體成員，向毛澤東、周恩來表示要為實現新民主，建設新中國作出貢獻。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作為中國致公黨的首席代表，陳其尤等還分別參加了政協組織大綱等的起草，以及新中國國旗、國徽、國都和紀年方案的審查等工作，為新中國的籌建作出了貢獻。
為新中國的發展再作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后，陳其尤作為中國致公黨第四至六屆中央主席，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常委，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以及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積極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風雨同舟。
1951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建黨30年之際，陳其尤在《人民日報》上以個人名義發表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文。指出：“飲水思源，我們應當加倍的感激共產黨，崇敬共產黨”，“誠心誠意跟著毛主席與共產黨前進，最后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陳其尤領導中國致公黨積極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如積極認購公債，團結海外華僑，幫助政府解決歸僑、僑眷的合理要求，爭取華僑投資，動員海外華僑知識分子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為一個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陳其尤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也是為民主革命奮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所表現出的強烈的熱愛祖國、致力為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品格，是后人應繼承和發揚的一筆寶貴的政治財富和精神財富。
后人景仰他從不徇私情
在海豐縣東笏陳其尤先生的故居，陳少敏老人給記者拿出厚厚的家譜。在那本厚厚的陳氏家譜中，介紹陳其尤的文字也不多。稱陳其尤為伯父的陳少敏告訴記者，在這棟大約有十間屋的房子里，住著陳家五弟兄，陳其尤住的是偏房的一個小單間，他經常在外面，很少回家。“文革”期間，由于陳家昔日的成分是地主，老屋被沒收，分給當地其他人居住，后來，這些房屋才又回歸陳家。如今，陳家的年輕人已經在外面買了樓房，有的也出去留學，只有幾位老人還住在這老屋中。他們還表示，這故居將作為陳家祭祀祖先的地方保留下去，正屋里面供奉著陳家的祖公牌。
說起對陳其尤老先生的印象，陳少敏以欽佩的口氣說，他就是正直不阿，兩袖清風，從不殉私情，從來都要求親人自己去奮斗去打拼。他不抽煙不喝酒，注重個人修養，在各方面都嚴格要求自己。在陳氏家譜中，記者留意到，陳其尤的四個兒子名字分別叫守仁、守勤、守信、維禮，非常鮮明地表達了他對后代的要求與期許。
陳其尤曾經因為檢舉蔣孔家族發國難財而入獄，這種正義品質可謂貫穿了他的一生，他的親人對他的評價也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為了國家、民族的興亡，他疾惡如仇，敢于斗爭，一旦確定目標，便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中國近代史專家王培智高度評價陳其尤。
（來源：南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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